从100个案例看中国医药回扣惊人现状,涉案医生骨科占1/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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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以药养医,推销产品,拿回扣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,这是一种病态,医生我医疗器械商之间有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,让人说不清道不明!

        5月17日,国务院办公厅发文,城市公立医院进一步推开“医药分开”试点,试点医院取消药品加成(中药饮片除外)。6月1日起,国家发改委取消绝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,行政机关对药价影响再次松绑。

两项政策出台,让医改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。这是对多年来存在的以药养医制度的一次大调整。

        潇湘晨报记者通过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搜集了100份最近一年多来医务人员收受药品耗材回扣的裁判文书。统计分析后发现,药品耗材在通过正规招投标程序进入医院后,拥有处方权的医生仍有很大寻租空间,他们能收受的干热灭菌柜药品回扣达销售额的40%。

医生能获得的平均回扣标准为25%

        “本案所揭示的违法犯罪行为,在医药行业有着相当的普遍性,甚至被认为是行业的潜规 则。正因如此,这一行业,这一行为的严重危害容易被人们忽视,违法犯罪行为也容易被宽容,这也导致了在一定范围内行贿受贿愈演愈烈!”去年11月底,四川 省科学城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在给一起医疗回扣案定罪判刑之后,又在后面附了一封有温度的法官寄语。

        医疗腐败的潜规则是什么呢?这位法官进一步写道:

“医药用品销售商们,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,不惜利用财物、金钱、感情投资作为跳板,把 自己代理销售的各类药品、医药器材打入各大医院。之后就是期待自己的产品被更多地使用于临床。为了扩大产品销量,通常的做法就是直接将产品利润分成给有处 置权的医生们,借以提高医生使用产品的积极性。”

        根据该法院查明的事实,2011年,河南一家公司通过招投标,成为绵阳四〇四医院麻醉 科麻醉耗材供应商之一,为提高麻醉医生使用产品的积极性,公司销售代理商刘某向该医院麻醉科主任杨明提出,可按使用情况提供回扣,杨明最终与该科室三个麻 醉组组长商定回扣方案:喉罩回扣120元/支(其中,使用医生拿100元/支,其余20元/支由未参加手术的杨明等4人均分)、耳鼻喉喷雾器5元/支。

而江苏一家医疗用品公司提供的产品中,该科室医生可以拿到的回扣是:支气管导管80元/套、中心静脉套管30元/套、干热灭菌柜输注泵15元/套、压力传感器30元/套。

        在记者获取的100份判决书中,情形与此相似。大部分药品耗材,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招投标程序达到医院药房。医生对于药品耗材使用的频率,对供应商举足轻重。给医生的回扣通常是这样明码标价。

在吉林省(2014)吉中刑终字第180号裁定中,一名县城内科医生,开一盒售价为89元的心脑联通胶囊,可以获得30元回扣。在江苏省淮安,一名肿瘤微创治疗副主任能得到“射频针”每根1000元、“I125粒子”每颗100元的回扣。

就连最常见的、看起来价格不高的医疗用品,都有明确回扣。如一个检验科医生可以获得“乙肝五项试剂每套40元,丙肝、艾滋试剂每盒10元”的回扣。

        100份医生受贿的调查样本中,有25份提到了具体的回扣标准。医生能获得的最高回扣是耗材销售额的40%,最低的也有10%,平均回扣标准是25%。

给回扣,不但成了一个正式的“潜规则”,而且在供应商那里,一点都不含糊。如果医院没有及时支付货款,销售商就按已付款的比例给医生送回扣。

        九成案件的主要受贿人是科室负责人

        给回扣只是销售商的金钱攻势,“这一想法能否实现,取决于科室主任是否认可。”上述法官在寄语中继续总结。

遗憾的是,他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杨明,作为绵阳四〇四医院麻醉科主任,不仅同意销售商按上述标准给予回扣的提议,还与科室医生商定回扣分配方案。

        有关专家介绍,作为专业性很强的职业,科室负责人往往也是学科带头人。他们不但可以自己直接使用回扣医药品,并且对相关干热灭菌柜药品、耗材是否在病区、科室使用也有决定权,同时,他们在业务指导过程中,轻易就可以关照下属医师多使用行贿方的医药产品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根据100份裁判样本统计,88%案件的受贿人或主要受贿人,都是科室或部门负责人。“医院查房,当日查房的最高级别医生具有指示诊疗的决定权,下级医生无条件服从,不服从的话,万一出了医疗事故,下级医生要自己负责。这几年来,基本是在查房时,他(被告人)定下医嘱,我才开出这个药。”一起案件中的一位内科医生说。

        最有选择权的人,也是最危险的。

        就不同科室之间的受贿情况分析,100份医生受贿的裁判样本中,骨科医生占了1/4。25份明确提到销售回扣的裁判样本中,有17份来自骨科。

这主要是骨科医生对耗材的选择自由度。“因为骨科器材有一定的特殊性,规格、尺寸、数 量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定,而且骨科材料不能一次性购买很多,都是需要用的时候才联系供应商供货。”一名涉案医院的医生介绍。他们可以从政府招标中标目录中 自由选择供货单位,手术做完之后,再由药材科办理药品出入库手续。

        统计回扣金额的人员都能收受好处费

        科室主任点头认可收受回扣之后,便进入了受贿的实质环节——统方。这种统计“药品名称、用药量及对应开出处方的科室或医生”,在业内被称作“统方”。有时这项工作也由受贿医生自己或安排信得过的人做。有时是药剂科来做这个工作。上述绵阳四〇四麻醉科主任,在答应收回扣后,“与其他医生商定按领用量将回扣直接给予使用医生,还安排科室两名成员分别负责统计、发放回扣工作。”

        在记者获取的受贿裁判样本中,有3份是医院信息科收受好处费。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供应商提供给医生计算回扣金额的数据服务。一个信息科因“统方”而收取的“打印费”,可以达到22万元。

“统方”由药商自己来做比较麻烦。在吉林,一个行贿人给该市11名有处方权的医生都用不同的英文字母代替。其中“L”代表内科专家、被告王某某。当患者拿着有“L”代号的处方到指定药店买药后,行贿人就可以据此算出回扣。

而有的行贿人,甚至“跟台”做手术,以便统计医生使用耗材数量。

        医药商甚至能帮医生处理医疗纠纷

       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曾介绍,一份“透视医生调查”的研究称,54%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,还有39%的人说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。

尽管如此,上述四川法官在寄语中仍写道,“在此,告诫那些可能触犯法律,构成犯罪的有关人员:在法律层面上,‘法不责众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!”

而现实却是,医药销售商与医生之间,因贿赂而联系紧密。

        位于长沙新建路附近的某医院,被告人刘某作为医院麻醉科及手术室主任,接受某干热灭菌柜医疗器械 商陈某贿赂,举办了两期“慢性疼痛研讨会暨颈、腰椎间盘突出微创治疗学习班”。这样的会议既帮陈某代理的设备起到了宣传和培训人员的作用,对刘某来说, “疼痛科是新成立的科室,某医院在省内医疗行业知名度也不高,也想通过召开学术会议提高知名度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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